今日父親節，以前從未在家壇發過帖，聽說家壇辦此活動，八年前父親去世那一年，整理思緒，寫過父親，以此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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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东老家

父亲的老家在川东的涪陵山区，地处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口，也是武隆、彭水以及贵州地区山货物资进入长江的重要口岸。父亲的家人们后来的居留迁移活动，也不外乎于这三地之间。涪陵是进入重庆、武汉、上海的必由之地，不但山里的货物，就连家里的人出去闯世界，也是从涪陵开始的。

离涪陵县城不远，位于长江之边有个义和镇，祖籍便在附近，父亲就出生在这里一个叫做鸭子坝的地方。家族的兴旺是从父亲的祖父进士及第以后才开始的，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清廷委他以贵州镇江、同仁等地道台之四品官衔，他的几个孩子后来也以读书为荣，大儿子北上念京师大学堂攻教育与政治，二儿子东赴南京就读于中央大学立志电机工程。曾祖父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三，他家境殷实的大哥膝下无子，便将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过继到长房继承家业，我的父亲就成了长房长孙，小小的年纪，备受家人的宠爱，童年还算是幸福的。

据说，只是在他年幼的时候，惊险过一回，有一次山里的土匪下来抢大户，“绑票”索要赎金，一共掠走五口人，父亲也是其中之一，祖父要求家族卖地卖田赎人，可并不是家家都愿意破这个财，祖父使用了家长的权威，逼迫被绑家庭出钱出力，卖地卖田凑钱，害得很多亲戚记恨他。有了这次事件，祖父认为，要好好地保护家人和财产，必须要有自己的枪杆子，于是买枪招人，拉起了自己的武装，居然也建起了碉楼，以此看家护院。做梦也不曾想到，对新政府而言，民间拥有枪支，是万万不能允许的，祖父此举无疑给自己带来“反动武装头子”的罪状，遭来灭顶之灾，最后为之付出了生命。

家里是重视教育的，从中了进士的曾祖父那里往下传，后代们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由于涪陵教育水准的限制，父亲年幼离家，到重庆求学，在加拿大传教士教会办的“求精”中学读完了高中，之后便追随姐姐，考入国立贵州大学电机系，不知是水平不够入知名大学，还是为了与姐姐在一起，总之，他进了贵大。由川入黔，父亲走过了曾祖父入黔为官的道路，沿着乌江，没有官轿，乘坐了现代化的燃烧木炭的汽车。父亲的姐姐在贵大就读工商管理专业，那时的大学生可谓凤毛鳞角，尤其是女子，十分难得。

父亲解放前的生活是如此之美好，在山城重庆的求精，以及贵阳花溪河畔的贵大时光，可谓风华正茂，偶尔在暑期回乡探望父母，也总是城市大学生们时髦的西装革履，贼亮贼亮的牛皮鞋十分晃眼。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父亲的远房表弟从台湾回家乡探亲，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乡人眼中的父亲形象。对于这位翩翩少年，亲戚以及家中同龄的表兄弟姊妹们，都说大少爷他很高傲，城里人与乡下人的隔阂就像不可逾越的鸿沟，让他高高在上。

我在重庆念大学的时候，在鹅岭公园看见了苏联空军烈士纪念碑，父亲告诉我，他亲眼目睹了激烈的空战。父亲的学生时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战况惨烈，陪都重庆时常会遇日军空袭，国军几乎没有空中还手之力，苏联红军飞行员担当了重庆空防之重任。每当日军来袭，他们这群不知胆怯的中学生，空袭警报响后不钻防空洞，却在山上观看苏联红军飞行员与日军激战，全然没有安全意识。

然而真正对战争残酷性的了解，却是在贵阳的一次经历，父亲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那年日军攻占东南亚以后，为了其补给线的侧翼安全，派遣了一支部队向西攻击贵州独山县，由于当时国军的不抵抗政策，日军轻易便占领了独山。远在独山西北的贵州首府贵阳市，也算是云贵高原的重要城市，当时人人都以为日本人要打贵阳，随着城防司令汤恩伯将军部队的撤退，这座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就像一座死城。父亲在贵大的教授是汤司令的顾问，父亲随教授回学校取东西，在吉普车里所见的空城令人毛骨悚然，市民大都逃离，只有一些门上的字条在等待日军。字条上所写，皆为祈求占领者不要破坏家产，屋内东西可以任意取用，请保留房屋完好的期盼。字条上还告诉日军，祖辈置下的家业是如何的不容易，幻想着占领军的仁慈。老百姓的天真无助以及战争的残酷跃然纸上。

最终日本人也没有打贵阳，他们止步于独山，也许面对这样的一支中国军队，他们的侧翼已经足够安全。不过这也让陪都重庆惊慌了一阵，据说这是日军攻陷离中国战时首都最近的地方。

两年以后，日军投降，二战结束。父亲也从国立贵州大学电机系毕业，开始找工作，像大多数人家一样，家里还是希望他能继承家业，至少能够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找工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投出去的简历犹如石沉大海，除了遥远的台湾新竹棉纺厂，寄来聘书，要雇用父亲作他们的工程师外，再就是北方刚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的城市急需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当时的主要工业都集中在东北，是日本人经营满洲国多年的结果，大学毕业生只要愿意，招工单位马上要人，并发给北上的路费。可是因为国人正在担心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内战烽烟四起，共产党发起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辽西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的几大战事，又将刚刚战胜日本的中国大众推入战乱之中，南方青年宁愿在老家呆着等待，也不愿冒险离家。父亲当时最青睐的工作是国军的雷达兵，据说那时学电机的大学毕业生一入伍便可获上尉衔，不知是因为二战后雷达技术的突飞猛进导致人才奇缺之缘故，还是国军前线告急，急需年轻军官，上尉衔的诱惑也是很大的因素，父亲告诉我，他向部队递过了简历，要是有聘用的话，他是一定会接受的。另外，在当时找工作的人们之间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参军便是端上了金饭碗，入职金融银行业则犹如有了银饭碗，再不济就是进入国企，也可以有个铁饭碗。

国府可能已经预见大势已去，准备撤迁台湾，因而投资建设和工作的机会都在台湾。父亲在家里等了不短的时间，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就决定接受新竹棉纺厂的聘用，开始准备前往台湾任职。就在临行前，新的工作机会却来了。国立柳州铁路局打算聘用父亲做他们的工程师，面对这一理想的铁饭碗工作，父亲没有犹豫，立即接受了这个工作，放弃远赴台湾的计划，从此离开了老家，去广西赴任。这一离别，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竟成了父亲最后一次阔别故乡，整整六十多年了，父亲再也没有重踏故土一步。

民国政府晚期的贪腐和治理经济的无能，再加连年战争耗尽了国人对政府的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已是风雨飘摇，一触及溃，除了社会各界政治团体对现政府的不满因而鼓动游行、罢工、罢市等雪上加霜的难题，空前的通货膨胀，更是动摇着国民党政权的根基，经济政策失败，成了社会生活的普遍担心，连工薪阶层都体会到了物价飞涨恶果。得益于国企的优势，父亲公司发薪水的日子，并不在财务处领金元卷薪水，一大早便去柳州飞机场，等待南京运来银元发饷的飞机。在机场开包领得薪水的员工，立即购置米、面、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一到下午所领薪酬就会缩水一大截，可见通货膨胀威力。

还未成家的父亲，领得的薪俸自然不能去买那些东西，也不能听之贬值，父亲告诉我，他一领到银元，立即去了金店，首饰、项链等物品成了他的保值品。然而，到我记事以后都没见我们家有多少金银财宝，并不是因为文革抄家丢失了，而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父亲患病期间，用这些东西换营养品补身体了。

（二）活在“新”中国

两年以后，共产党新政府接管了全国，柳州铁路局被军管，国府旧员，管理与技术人员被重新甄别，后来父亲又任职于广西柳州水电厂工程师。几经变革，父亲辗转回到了四川，先在四川省公路局电讯科工作，后来又在共产党的川北行署干活，其间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共产党日后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先生。之后辗转西康省工业厅工作，再后来又任职于四川省工业厅电管局设计室，再后来任职的地方是四川省水电厅火电设计院，直到一九六一年，水利电力部西南电力设计院成立，又成了西南院的高级工程师。一九八六年，父亲正式从西南院退休，此后负责成都市退协设计所，参与多项电力系统项目管理工作，同时受雇于成都数家国营及民营企业，担任技术顾问，直至年迈，终于闲赋于家，安度晚年。

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父亲解放后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他的童年与青年时期，为了生存，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内敛的人。以前的少爷不见了，年青专业工程师的优越感没有了，人前从不高谈阔论，决不与人争执，性格唯唯诺诺。这样的变化练就了他与世无争的性格，再不会有人注意到他的出身，就连当年新竹棉纺厂的聘用证书也悄悄付之一炬，不留任何一点与台湾相关的蛛丝马迹。父亲的人缘关系在所工作过的单位里也是出奇的好，能够从社会的各次大动荡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实属不易。父亲几十年来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他性格顽强的一面。

并不遥远的故乡，几十年来都是他最不想触及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位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前辈约父亲一道返乡祭祖，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而是由在成都的其他亲戚代劳，他的确是想彻底忘掉家乡那个令人伤心的地方。

父母的家庭背景十分相似，随着一九四九年那次中国政府的更迭，他们的家境便一落千丈，殷实的家庭财产，子女的良好教育，这些所谓中国社会中上层家庭努力成就之目标和文明社会的共识，都不是新生红色政府感兴趣并愿意保护的。相反，“革命”的理念，从理论到实践，才是新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推翻旧的社会秩序，打破旧的社会观念是新中国要改天换地的历史使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和国要走“社会主义”之道。新的国策与中国从前的政府相比较，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受保护的现在是乡村赤贫的农人和帮工、游手好闲的城乡懒汉、收入低下的工厂劳工，甚至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总之能够称得上“无产”的这群人和按此划分的“阶级”。政府行为则是要将“有产者”祖辈积累下来之财物充公以后，分发给无产的阶级，而这一过程，是暴力而又残酷的。“解放”带给父母家庭的，只有悲惨的结局，家产被瓜分，亲人们却还要遭受生离死别的痛苦。父母的后半生，几乎不得不“隐姓埋名”低调做人，尽量避免一切可能触及到家庭背景的相关事件。我自己也是在成年以后从别的地方得知我们家的过去，对于家族旧事，父母在孩子的面前从来都是环顾左右而言它，他们以这种方式来保护下一代。

（三）父子情深

已经算是参加“革命工作”的父亲，一直都以低姿态出现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洪流之中，糊里糊涂地从国企工程师变成了新中国的技术员，一干就是好多年。以他的年资，不够总工的资格，至少也应该有专工或主任工程师的位置，可他却任劳任怨地干了很多年新中国的技术员，是那种少有的，能够真正淡泊名利的旧中国知识分子。

参加革命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算是单位的大龄单身青年，西南院有心人的介绍，加上同事的撮合，他认识了我的母亲，一个相似家庭出身而自立的女性，父母的婚姻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作基础，可谓门当户对，然而维持家庭和睦的根本，得益于父母的性格互补。母亲的大家族就在都市近郊，亲戚关系复杂，人员走动频繁，然而父亲家的亲人却四散各地，互不往来，为的是避免家庭的阴影烙印在下一代人心中。

父亲三十好几才有了儿子，专心抚养爱子的那几年，应该是他最为愉快的时光，由于母亲身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决定不再生育，父母在独生儿子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

我在很小的年龄就上了幼儿园，父母是双职工，家里虽有外婆，但据说父亲坚持要培养我的独立性，当然还有知识分子的通病，要孩子尽早接受学龄前正规教育。就在我一岁零七个月大的时候，便进了省火电设计院幼儿园。在这里的时间不算长，能够记住的唯一事情，还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适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多数的孩子们，甚至大人也吃不饱饭，可父亲绝对不让我这掌上明珠饿着。每周至少要买一次点心来幼儿园看我，每当他给我送吃的，同学们总是带着饥渴的眼神望着我。幼儿园老师为了不让他们留下不好的记忆，每到父亲送麻饼来的日子，便让我独自一人到室外的大铁门边等候，父亲十分感激老师提供的这个父子亲情的机会，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态，很欣慰他能做到别人无法负担的开销。一个麻饼当时的售价八元人民币，这个价格足以购买一架不错的照相机。

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结束了我在火电院幼儿园的日子。一次，父亲用自行车载我出去玩，那时，自行车上供小孩使用的座凳还没出现，我只能手扶车把坐在中杠上。不知怎么搞的，我竟然从车杠子上滑了下来，结果左肘腕脱臼，摔断了宝贝的手，这还了得，将来会不会落下残疾 ？妈妈再也不放心父亲了，于是我便转学了，来到她身边的成都纺织厂幼儿园。

年幼的我学龄前就开始了接受父亲的早期教育，其实，那个年代和社会，像父亲这样的家长，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提前给我灌输数学知识，母亲曾经还想教我为人之道和社会生存竞争的技能，统统都被父亲拒绝了，他不想让我染上那个它并不喜欢的社会的习气。

记得还未上小学，我的算术能力已经有了在校生三年级的水准。全是父亲的心血，我站在了赢过别人的起跑线上。我想父亲并没有要和谁竞争的愿望，只是知识分子利用自身优势，为下一代打个好基础而以，与如今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父母完全是两码事。

有了父亲在我身上花的功夫，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成了班上成绩好的学生，直到考入大学都是如此。

政治与社会活动事情，父亲总是东躲西藏，从不引人注意，更不与人争辩，因而历次运动中，倒霉的人里一直没有他，就因为父亲没有因为家庭背景而成为理所当然的黑五类，我的童年也还算幸福。因为无知，便可无畏，我从小学开始就很张扬，学校里出风头的事情总有我的分，毫无自卑感。

小时候，一到周末，父亲就要到九眼桥接我去西郊火电院我们一家三口自己的家里过。那时的交通规则就不允许自行车带人，父亲哪能让我走许多路呢，总是明知故犯，我们沿一环路骑行，快到十字路口，父亲便下车推行，看不见警察以后，又骑车带人了。一环路已属成都郊区，警察并不多，有时候父亲偷懒，过十字路口也不下车，心存侥幸。最终还是有被抓住的时候，小警察训斥父亲的样子，依然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的表情十分尴尬，连连认错，完全没有工程师的范儿。父亲的那辆飞鸽牌，用了很久，传到我手里，脚蹬已经磨坏了，以后改制了一对木头脚蹬，就成了我的第一辆自行车。

过年的时候，我骑在父亲脖子上，到青羊宫看花会，每年都要去凑这种庙会似的热闹，最喜欢父亲买的小糖饼，是民间艺人献艺、赚钱、谋生的产品。白色的陶瓷模子里，浇上刚刚熬化的红糖，再插上一根竹签，最受小朋友青睐。晚上放焰火前，这里人流如潮，大家争先恐后往场子中间挤，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搭着脖子上的我走到最佳观看位置，焰火开始了，震耳的爆炸声在头顶响起，胆小的我几乎快要吓哭了，不得已，父亲只好放弃欣赏礼花，赶忙托着我又往人群外边挤，自然遭来一片责难。疼爱独子的父亲没有丝毫怨言，出得拥挤的人群，我们站在远远的空旷田野边，回头继续仰望绽放的夜空。

文化革命的时候，父亲远离政治，没有介入任何派别，潜心他的逍遥自在。成都附近的逢场天他都记得，常常带我去赶北郊的青龙场，南郊的红牌楼，当我会骑自行车以后，我们会走得更远，赶过白家场，赶过石羊场，赶过天回镇，赶过万年场。

当年人民公园露天溜冰场周围有一圈长廊，墙壁上，建了很多鱼缸，饲养了种类繁多的金鱼，每到春季金鱼产子，公园就会出售鱼苗。这时父亲就会带我来买鱼苗，父亲在街上玻璃店划上几块玻璃回家用水泥敷个鱼缸，家里就养上了金鱼。人民公园不但卖鱼，还有鱼饲料出售，饲料叫水虹虫干，一小袋一小袋买来放在家里，我自作聪明要给鱼儿改善伙食，让妈妈缝了一个纱布网，到西南院后边的水沟和池塘里打捞红沙虫和红线虫，金鱼夭折的时候，父亲就带我去人民公园补充，我家的金鱼就是这么一直养了好一阵子。

父亲远在我学会摄影冲洗照片前就已经会冲放照片了，他自制了一个曝光的灯箱，我们用它照射赶场买来的种鸡蛋，自己孵小鸡，当我看见在父亲指导下孵出的第一只小鸡破壳而出的时候，手舞足蹈的场景不难想象。从孵小鸡到将它们养大成为过年餐桌上的美食，饲养过程漫长而有趣，学工程的父亲，又学起了家禽饲养，买了不少的书籍，学习家禽营养食物的调配，学习家禽防病治病。遇到流行鸡瘟，在父亲指导下，我们买来鸡瘟散，采用针刺放血等办法，治疗自家喂养的小鸡们。记得家里一只巴白小公鸡，经过治疗保住了性命，但脖子再也没有伸直过了，我们就叫它宾努亲王，有不尊重残疾人的行为，尽管人家还是国家领导人。

自家的鸡公长大以后，我总爱抱它去斗鸡，在西南院的土地上东奔西杀。父亲不允许我干这种事情，有正在斗鸡的时候被父亲发现，他马上试图分开怒发冲冠的雄鸡，站在两只斗鸡之间驱赶它们，往往裤脚上留下不少鸡血印迹，我只好抱上心爱的公鸡与父亲一起回家。

小动物天生就是小孩子的朋友，我从小一直心仪养只小狗作伴。一天，这样的机会终于来，西南院刘二娃牵来一只小黄狗，说是可以用粮票交换，我太希望带它回家了，于是跑回家里，在家里父亲的皮箱内找粮票，正值午休时间，父亲半醒半睡地发现我在蚊帐背后捣腾，也没太在意。小狗换回来以后，将它安置在饭桌下的一个大木盆内，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因为不知道父母会怎样处理我作的这个重大决定。我不明白养宠物在那个年代是被禁止的，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果不其然，下班以后，饭桌下小狗的响动引起了父亲的注意，开始审问我它的来龙去脉，接着联想起午休时我的异常举动，父亲赶快检查皮箱，其中有他积攒多年为数不少的粮票，结果大吃一惊。我说只拿了二十七斤去换狗，显然他丢失的粮票远远不止二十七斤，那个年代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都明白粮票意味着什么，父亲发怒了。拎着我的耳朵找到刘家，我父亲一定是认为比我大几岁的刘二娃骗了我，趁机偷了我家的粮票。刘二娃的父亲是西南院的汽车司机，属于工人阶级，平常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不大往来，碰面只是象征性的打招呼而已。父亲以这种方式找上门来，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也是接受不了的，刘二娃当时就挨了一顿暴打。狗还了回去，父亲拿到刘二娃退还的二十七斤粮票，回家以后我也挨了一顿暴打，算是其余粮票丢失的出气筒。童年的记忆里，这是我仅记得的一次，父亲狠狠地打了我。

父亲打独生儿子的时候并不多，教他学本领的事情远远多于惩罚。为了增加求生的技能，父亲决定教我游泳，不会水的人通常对水都有一丝恐惧，在父亲的强迫下我们在猛追湾游泳场办了游泳证。从少年池开始，一有空父亲就带我去学游泳，经过无数次教学实践，我仍然不得要领总也学不会，唯有胆子练大了，对水的恐惧感没有了。恨铁不成钢的父亲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只是希望我的一辈子不要遇到水灾。

稍微长大一些的时候，父亲开始教我一些科学，在春熙路六一儿童商店，一柜台的玩具我最喜欢车船舰炮，而父亲却给我买了一盒理化试验玩具，按图索骥，组装试验，小瓶的蓝色化工原料干什么用我已经记不得了，然而用小玲当和磁铁作的电铃第一次开启了我电学知识的兴趣。

后来父亲又指导我作航模，成都市面上难得买到少儿科技用品，根据母亲为我订的《红领巾》、《小朋友》杂志背面的广告页上的地址，父亲要我自己写信到上海少年宫邮购材料和说明书。在父亲带领下，用小刀加工松木飞机部件，还要阅读和理解图纸，当橡皮筋作动力的飞机组装完毕以后，周末妈妈做好踏春的食物，我们一家三口在南郊公园试飞，我这工程师生涯就是这么潜移默化中炼成的。

父亲对我的早期教育也是探索性质的，他也在试图发现儿子的强项和兴趣所在。直到进了初中方才渐渐明朗，无线电技术后来吸引了儿子的注意力，不用父亲操心，儿子自己开始逛无线电器材商店了，从东大街到盐市口，从顺城街到城隍庙，当时成都市几乎所有销售无线电器材的商店在儿子心中如数家珍，甚至连产品展示柜台朝向何方都记得。

父亲找出他以前买来的电子管和变压器，给我看他放电烙铁和万用表的抽屉，又从旧箱子里翻出来镀锌底板，我开始安装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父亲亲自传授调试经验，讲解基本原理，虽然我不能完全懂得收音机原理，还是成功完成了家里的台式电子管收音机。

有了父亲的引领，我算是在电学上入了门，制作涉猎更加广泛，自己买了不少半导体原理的书籍阅读，开始试着安装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循序渐进，从矿石耳机做起，从单管机到多管机，从来复式到超外差，从中波到短波，技术日臻成熟，到读高中的时候已经有了深厚功底，可以替人家修收音机了。自制的短波收音机也开阔了视野，可以偷偷收听敌台广播了，美国之音和自由中国之声的中文节目让我看见了天外天。父亲有些担心，为了堵住我学英语偷听美国之音的口实，他到成都羊市街的外文书店和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古旧书店，买了英语灵阁风和英语九百句唱片和课本，说是要学就正规学，光听时有时无的广播不行。我的心不在学英语，但不得不对付父亲的结果就是在很早的时候使自己的英语水平得到了锻炼，高中和大学的英语学习从中受益匪浅。

高中毕业的时候，面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亲虽然接近退休年龄，但一时半会儿并没有决定要退休，因此我也不能顶替进入西南院工作。不想丢掉城市户口，我没有下乡，呆在家里混日子，父亲让我装台黑白电视机，以这种我喜爱的方式去混日子，我正着手实现父亲交付的任务，新的高考制度公布了，父亲立即要我放下手上的活儿，准备参加高考。

考试结束以后，我离开了家，离开了省城，开始自己的大学独立生活，直到参加工，再也没有触碰那台刚刚开始组装的黑白电视机。斗转星移，黑白电视技术已经落后，我的家庭作坊没有必要继续那台电机的生产了，我一直都没有能够完成父亲交给的这个任务。

（四）独特的父爱

父亲退休以后，和一批同一时间离退休的老人们一起成立了成都市离退休人员设计所，这批从成都各大设计院老总位置上退下来的技术人员，担任了成都附近电器设备制造厂的技术顾问，同时利用设计所的执照接受工程项目。父亲则负责电力系统项目的设计、安装和调试的管理工作。我那时已经结婚，在一家部属设计院当电气工程师。父亲接手的很多项目的电气设计，遇到人手不足或者需要赶工的时候，就希望我能帮忙，因为太太也是电气工程师，这种安排既让人放心又能为我们小两口创收。年轻加上贪玩，有时我和太太接下任务后并不上心去做，工期一紧，父亲就亲自到我们家里督阵催图，现在想想我真是够让父亲费心的。父亲设计所的项目为我们小家庭增加收入起了很大作用，通过业余设计我们帮助父亲设计所老人们发挥余热，过个有意义的退而不休的生活。

母亲过早的辞世让父亲失去很多晚年的欢乐，时有故友介绍建议父亲再找个老伴，记得当时父亲对此并不积极，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反而特别尊重我们做晚辈的意见。像多数遇到这类问题的子女一样，我们并不想家庭当中出现一位陌生人来，于是拒绝了介绍人的好意，老人再婚在当年并不普遍，思想开放程度远不及现在，因而父亲早早地就开始了孤身一人的漫长晚年，我们是有责任的，现在想起也很内疚。

直到我结婚生子以后，父亲有了小孙女，我们也搬回家来与父亲同住，经常有爷孙共处，儿孙绕膝之天伦的画面，我记忆犹新。

父亲对子女的爱是非常隐讳的，原来一直认为我与母亲的关系更亲近，成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真正理解父亲对我特殊的怜爱，作为独生子女，我的成长过程一直都没有受到溺爱。后来还是太太敏锐地观察出了父亲在我身上的那种无私奉献，她曾经提醒过我，在我父亲的眼里，我就是它的一切，我太太，甚至小孙女，都要放在其次的地位。

父亲对我的爱从不溢于言表，一切都溶化在他对我的期望和帮助之中了。当年鼓励我报考清华大学最积极的就是他，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没有填报清华的自愿，也许他也产生过恨铁不成钢的遗憾。

善良、单纯、执著外加一点幼稚，我与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记得小时候父亲一直引导我对于科学的兴趣，总是在我眼前塑造了众多知名科学家的形象，牛顿、哥白尼、加利略、法拉弟、安培、麦克斯韦尔、西门子等等，尤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一再是他要我努力的偶像。至于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仕途观念，他是不削一顾的，这一点与母亲的想法反差极大。

父亲深知中国的社会环境，显然并不适合有这样的观念人的发展，当得知我有出国留学的想法，并且可能性存在的那一天起，他是异常的高兴，精神与物质的支持成为我后来留洋不可缺少的东西。我出洋留学的动机，也深受父亲的赞赏，绝不是赶时髦的出国潮所推去美国的弄潮儿，绝不轻言归来，这是父亲赠我的家训。

尽管生活在复杂的中国社会低层，看似平庸的他，绝不人云亦云，对于价值观的坚持和对社会万花筒后面的本质，看得一清二楚，他总能够透过媒体的字里行间，分析出事物的本质，这也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大本领，就是一个简单的读报技能，便可显示这种能力，通过媒体的表面文字和宣传，抓住写稿人想要读者接受的，以及想要向读者掩盖的东西。很多来北美以后的人，已经远离中国官方的宣传读物，然而我却时常要读《人民日报》，因为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谈不上爱国与“卖国”，只是对那个远方的、曾经留下青少年光阴的古老国度，一丝抹之不去的联系。

我与父亲经常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谈论时事政治、环境与经济、社会与发展。光鲜经济高速发展背后，国家公布的各类经济和市场数据是我们经常的话题，CPI、GDP、汇率、通货膨胀、社会稳定等国家大政方针，在我们两个典型的中国小民之间沟通。作为美国人，我本不感兴趣这些东西，但是父亲的理想倾听对象，大概因为年迈，他已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处境，大概因为我身处自由世界，发表真实观点不会带来麻烦的缘故，我们几乎可以畅所欲言，父亲也因之有个倾诉的对象。

苹果电脑、WiFi上网，九十多岁的父亲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新东西。整理父亲遗物时，我看见很多父亲的笔记，如何维修电脑、如何清理计算机操作系统上充斥的恶意网页、病毒软件这些连我们都头疼的技术问题，他都有详细的记录，且在试图自行解决。通过网络，实时股票交易，直到最后一次住医院前，他都没有停止过，头脑清晰程度不亚于年龄小很多的正常人，完全没有老年痴呆的一丝症状。恐怕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最后的医院之行，就像我们没有意识到父亲将要离开一样，老人就这么平安地走了，安静而又平凡走过了属于他的一生。

父亲平等待人，心胸宽阔的性格体现在对家人和朋友，当我在异乡打拼的日子，他在国内的生活搞得井井有条，与保姆的关系十分融洽，完完全全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父亲独自一人生活的三十多年里，一共两任保姆，可见在当今中国保姆卖方市场的环境下，是多么的不容易。保姆在父亲这里所得薪水往往是同业者中较低的，她们也曾要求增加工资，因为生怕保姆跳槽影响父亲的生活，我也与父亲商量过各种满足保姆的方案，毕竟以我们的能力援助父亲是毫无问题的。然而父亲总能处理好这一切，保姆们拿着低工资却仍然愿意在父亲这里工作，看来除了金钱，人性与亲情并未完全沦落。父亲去世以后，几任保姆都要求前来参加悼念，她们告诉我，已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我深深感谢父亲为我们建立起的这种特殊关系。父亲年迈以后，不便去青城山为母亲扫墓的清明节，都是保姆代劳，当我不能回国扫墓的年份，她们一到清明就会去替我去看望父母亲。

九十年代末，已近八十高龄的父亲，亲自踏上了美国这片梦想的自由国土，实地考察了儿子的选择和他的希望。我们原以为的他会感兴趣的华盛顿、纽约等地并不是我们想象那般，有次在弗罗里达德通纳沙滩，父亲站在海边，面对大西洋无限感慨，可以看见他享受自由和精神释放的样子，这个镜头是父亲美国行的定格画面。老人一辈子过来，从未有过如此舒畅的一天，他让我们自己去沙滩前边游玩，自己一个人留在那里，面对大海，也许他要回望自己的一生，也许他在总结。

要是没有一九四九年中国社会历史性的变化，我的父亲也许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也许会沿着常轨成为一位威严的家族首领。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没有如果的，渺小的个人是无法反抗社会现实和巨变的，所谓生不逢时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父亲是认命的，在美国一年多以后，他决定回中国继续渡过他的余生，下一代人已经归化，在美国有了新的起点并且也开始渐渐远离中国，他是欣慰的，这样的结果也是他希望的，所谓落叶归根的老观念，父亲是坚决反对的，他自己就身体力行，一直拒绝重踏涪陵的那块土地，直到永远。

（五）父亲的影响

因为父亲的基因，我自己认为世界观的真正形成皆是身处自由环境之后的事情，对于所谓普世价值、自由、生命和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有着更深的理解，三十多年党国处心积虑教育的积淀，居然是那么的苍白、那么的不堪一击。当思想不再被束缚、不再困居牢笼般的外部环境，才能真正理解自由的珍贵，也才有机会探索发现未知，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好象父亲早就看到了这一点。

对人诚恳、理解和宽容，绝不斤斤计较眼下的个人得失，明白世界的不可知性，是父亲遗留与我的品质，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它一直驱使着我的好奇心，不受年龄的限制，渴望新现象、新事物，与年轻人为伍，接受挑战也是享受生活的一部分，接近退休年龄仍然心安理得坐进校园，与儿女辈的同学一同学习、做项目，听年轻教授讲解未知理论，是我还在进行的一项恢复年少（Rejuvenises）活动，当然是心理和思维层面的。

父亲忍辱负重的一生，在外人眼里他一直就是个与世无争的文弱书生，而他以柔克刚、坚韧顽强的执著精神，在我心中树立了伟大的父亲形象。他的开朗与宽容性格造就了化解难题的本领，并且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一直是我不可企及的目标，这，就是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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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此歌權當活動要求附的照片，每次聽到它，父親孤身一人，遠離家鄉，站在廣西柳州鵝山小站台，面對未來的畫面，永遠都是年輕父親在我心中的定格。